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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哲罗普洛斯1936年是安哲罗普洛斯出生的年月，1936年德国柏林在举行奥运会，1936年希腊梅塔萨克斯将军开始独裁统治，安哲罗普洛斯是个有着历史责任感的导演，他的电影永远是凝重和克制的，法律系毕业的他对事物的看法和见地是敏锐和思辨性的，摄影机如同他深邃的目光记录着一个民族成长的道路，他特别喜欢以老的照片和影片来加深历史的印象。这是民众的记忆，在所有的掩盖之后。他的影片不会引起很大的轰动，但是他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和影像记忆会引起所有热爱自己国家文明和关注文化纯粹性的人们的推崇，因为，在他抒情和诗意的镜头里我们看到了个人对于国家历史的神圣责任。对希腊人来说,安哲罗普洛斯的诞生无疑是40年代最荣耀的一件事之一,对电影史上来说亦是;这么一位融合诗与哲学于其电影作品中的导演,透过对于古希腊戏剧的狂热,安哲罗普洛斯刻意将他的画面营造成一种深度的悲剧感,极为内敛又层次分明;以广角镜的视野探索孤独的极限,以考古学家的精神研究神话原型与人类的经验法则,最后在民族历史的变迁中,锻炼出独特的诗意与哲学思维;除了古代的荷马,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改写史诗,让历史以不同的生命再次复活,也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如此重用长镜头;他以诗人的身分凝视希腊自然景观与其后的历史意义,又以漂泊者的身分纪录人类内在最孤独的风景,他以哲学思考电影,也以哲学捕捉人性,他知道如何将知识赋予美感,也知道如何从过去透视未来,他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杰史坦考曾说过:要给安哲罗普洛斯的作品下定义,只须把布荷东的名言反过来说即成:"在他的作品中,真实的事物都将逐渐走向虚幻与想象!"而安哲罗普洛斯他自己可能什么都不作评断,他只会坐在那边观察着我们,似乎暗示着什么都不要想,只要把自己交给他,因为在他的长镜头里,我们的旅行才刚开始! 就年龄而论，安哲罗普洛斯比他同时代的导演要晚十年才开始自己的电影创作。在欧洲的电影地貌中，1950年代开始勃发的欧洲电影的造山运动，只有安哲罗普洛斯和寥若晨星的几个存活者在这个世纪之交不时地引发余震。而安哲罗普洛斯的令人触目惊心地喷薄几乎是在1980年代这个相对死寂的欧洲电影地质期了。 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ulos），1935年出生雅典，直到他18岁服役进入部队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举家惨受政治迫害与饥饿煎熬。德军占领期间，父亲被共产党人判处死刑。内战结束后，1953年至1957年，他在雅典进修法律。在雅典的一家专演警匪片的影院里，安哲罗普洛斯在那里看到戈达尔的《精疲力竭》，决定自己必须到法国去。1961年他到了巴黎，先就读索邦大学，后转往法国电影高等学院（IDHEC），却与教授闹翻，被逐离学校。 “我考进IDHEC时，艺术史、电影史、剧本分数都很高，理化却考了鸭蛋。教授乔治．萨杜尔很赏识我，让我住进他家。和我争执的是教导演的老师。因为我认为在学校中应有做各种实验的可能，但老师却专注于传授一些我早已熟知的基本知识，而对我做的小型电影实验不以为然。现在我觉得我错了。学校本该有纪律，即使基础课程亦然。但这次退学的经验对我很有帮助，怎么说呢？因为所有同学都开始崇拜我，拿出钱来帮我一部惊悚短片，主题是一个男人在巴黎遭到不知名的跟踪。最后电影没有完成，因为钱终究不够。” 1960年代初期，在巴黎的安哲罗普洛斯还只是一个热爱电影的年轻人，当时两位大师级人物带给他重要影响：沟口健二和安东尼奥尼/长镜头和画外空间（l’espace off）。 安哲罗普洛斯1964年在左倾的《民主力量报》撰写影评，右派独裁专政开始后，报纸被查封，后来他和几位希腊新浪潮导演走在一起，合作设法拍出逃脱政治审查关卡的电影，经过两年的时间拍成首部23分钟长的作品《传播》（Broadcast,1968）。1970年，安哲罗普洛斯为了拍摄第一部长片《重建》（Reconstruction 1970），导演第二次周游全国，认识雅典以外的希腊，开始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他发现了在雅典不复存在的神话、历史、习俗和文学。 “希腊人是在抚摩和亲吻那些死石头中长大的。我一直努力把那些神话从至高的位置上降下来，用于表现人民……” 于是，安哲罗普洛斯用他标签式的“风景中的人物”的长镜头（他从来不在摄影棚里拍摄，而且没有这个打算），摄影机游动地探询着人的居所的历史与归属，渐渐地试图进入“一个人”的灵魂居住。在后一点上，我们看到《永恒和一日》（Eternity and a Day 1998）导演在对一个具体命运的呈现上张力萎缩，我们也更为期待。安哲罗普洛斯的空间在迷宫式的展现过程中形成了象征和隐喻，时间在挣脱此在的一刻仿佛凝视着神迹和神启，这一切构成他的“戏剧”之域，氤氲着他的主题“时间、生命、历史”。 “《塞瑟岛之旅》（Voyage to Cythera 1984）之前是我创作的第一阶段，描述人如何受困于历史的变动，第二阶段我呈现内在与外在的放逐，如今我关注边界如何阻隔人与人的沟通，在混乱的世界中，人失去了中心，失落了源头。” 安哲罗普洛斯的第一部故事长片拍摄于1970年，片名为《重建》。影片叙述的是希腊一个“慢慢衰落下去的”农庄中所发生的杀人与侦破杀人案的故事：这个村里的男人大都去德国当了劳工，移民木可斯塔回乡探亲，被他的妻子和她的情夫谋杀了，木可的亲友报警之后，初审法官“重建”案发现场，一些新闻记者从雅典专程赶到，当凶案破译时，有一个名叫安哲罗普洛斯的导演正在筹拍一部关于此案的电影。 安哲罗普洛斯在电影生活的最初，就已经确定他对个人、现实政治、历史和神话寓言的审视性电影表达方式。从个人记忆和经验的角度讲，他难以忘记一个叫做史毕罗斯的名字。它在他的影片中一直作为“父亲”的名字，它与他在现实中的父亲同名。它意味着安哲罗普洛斯目击过的一种希腊经典往事。在他9岁那一年父亲史毕罗斯因为自由主义者的立场而被共产党麾下的国民兵护拥者所拘捕，此后杳无音讯。当时保皇党和游击队两大政治阵营常常不经审判即行处决囚犯。安哲罗普洛斯被他的妈妈带到一个大广场上去翻找几百具刚刚被处决的尸体，以期找到史毕罗斯的下落。多年以后，正在街上玩耍的安哲罗普洛斯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家中走去，他立即跑回家中喊出母亲。她迎上去，与幸免于死的史毕罗斯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三人一同回家去。在家里，母亲问父亲是不是想吃点什么，这令安哲罗普洛斯十分震惊。后来，这些场面几乎原封不动地被他“照搬”到《塞瑟岛之旅》（1984）和《尤里西斯生命之旅》（1995）中。 《1936年的日子》（1972）之后，安哲罗普洛斯完成了他的杰作《流浪艺人》（1975，一译《巡回剧团》）。这部影片被影评人和电影史学家誉为“10年来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影片的视像线索是一个流动剧团在希腊各地演出民间剧目《牧羊姑娘戈尔福》的各种经历。影片借助这些行程体现希腊1939年至1952年所历经的史迹：从梅塔萨克斯将军专制到德国军队占领希腊，从抵抗战争、希腊解放到1944年“血腥星期天”，从1946——1949年的国内战争直到帕帕戈斯右派将军上台。影片的叙事结构采取回叙体式，由1952年剧团的“现在”回溯到1939年的剧团“过去”。在此期间，剧团总是受到各种政治大事的干扰而中断《牧羊姑娘戈尔福》的演出，而它所完成的是演出那些根据突发的重大事件所排演的剧目。这部长达3小时50分钟的彩色影片仅有80个镜头，每个镜头都长达9分钟。影片里的每一个人物都与希腊神话与传说中的人物相对应，把现实与隐喻融汇为一体。这使影片中的人物不再是单一的“个人”：历史、现实和神话并存于他们身上。影片开头和结尾的两组镜头已成电影史上的经典：巡回剧团的成员三三两两站在火车站的场景里。安哲罗普洛斯称它们为“家庭合欢照”。 《猎人》（1977）、《亚历山大大帝》（1980）、《塞瑟岛之旅》、《养蜂人》（1986）之后，安哲罗普洛斯的另一杰作《雾中风景》（1988）问世。它的镜头几乎全在夜间拍摄完成。冬夜的荒凉，车站、火车、候车室、旅馆、卡车、摩托车、巡回剧团、公路、路旁未竣工的酒吧，和两个寻父的孩子，和那些冻凝的灯辉，把绝望与希望、黑夜与光亮、虚幻与实在、寻找与目标、失落与获得的主题持续地发挥下去。一段废弃的胶片背后，隐藏着一棵绿意葱茏的大树，一位无姓无名的父，一个与希腊没有交界点的德国，一种没有尽头的旅行。 影片开头，弟弟小亚历山大和姐姐伍拉每个晚上都到火车站去看开往德国的火车，因为他们相信母亲的谎言：父亲住在德国。伍拉为了坚定弟弟的信念，给他讲《创世纪》上帝创造光的故事。一个晚上，他们壮着胆子跳上火车。从此以后，他们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类似于父亲的角色——把他们赶下火车的乘务员，舅父，巡警，强暴伍拉的卡车司机，流浪艺人奥瑞斯特和小火车站上的军人。在这些“父亲”中，奥瑞斯特和卡车司机扮演着两个对立的角色：前者是一位同性恋者，对伍拉对他的爱无幼于衷，后天是一个饥不择食的性欲狂和施暴者。他们共同毁灭了伍拉的信心和力量，但却悄悄地“创造”了亚历山大。安哲罗普洛斯的亲生孩子们问他：“在学校里我学习到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可是之前呢，谁创造了上帝？”影片结尾，小亚历山大像上帝一样伸出右手，“命令”世界上出现光，这时候，夜雾渐渐散去，晨光中显现出一株生机盎然的绿树。安哲罗普洛斯似乎在回答孩子们的提问：谁创造了小亚历山大，谁就创造了上帝。安哲罗普洛斯说：“既然上帝不语，小男孩便成了上帝，小男孩再创造了世界。” 《塞瑟岛之旅》之前，安哲罗普洛斯关心的是人如何受困于历史的变动，《塞瑟岛之旅》之后的三部影片，则开始呈现人的内在与外在的放逐，呈现“静默”的主题，自《鹤鸟踟蹰》（1991）起，到《尤里西斯生命之旅》（1995），再到《永远的一天》（一译《一生何求》，1998），他更关注于“边界”、阻隔与沟通的主题。 希奥·安哲罗普洛斯1936年出生于雅典，大学时代攻读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后去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师从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学习电影。但在导演课上，他的离经叛道激起了导演课教师的强烈不满。他因此被逐出校门。相当反讽的是，他那些没被开除的同学们如今已全部改行，而他是惟一一个在坚持拍电影的人。 安哲罗普洛斯的影片多次获得柏林、嘎纳、威尼斯、芝加哥、欧洲影展等国际影展大奖，仅在嘎纳影展上，他就有三部影片获奖。他同波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和西班牙的阿尔莫多瓦一同，构成了欧洲电影的最后一道“大师阵线”。（现象网 文/崔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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